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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存在的突出問題及完善機制
時間:2014-09-12 10:20:01    作者:耿曙華    來源:山東省禹城市人民法院

一、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簡析

我國現代訴訟證據制度起步較晚,真正從立法上規制民事證據規則開始于1982年,當時頒布的《民事訴訟法(試行)》在第5章中用11個條文對證據的種類、證據的提供與調查收集、公證證明的證據效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當事人陳述、鑒定結論、勘驗筆錄、證據保全等問題作了規定(1)。在此之前,也有零星的民事證據的相關規定,比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與案件有直接利害關系的人能否當證人問題的復函》(1957年6月22日頒布),以及1991年在總結《民事訴訟法(試行)》經驗的基礎上進行修訂完善,頒布了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對規范當事人舉證和法院認證活動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該規定仍過于簡單,僅有12條(第63條至74條),未形成全面、系統的民事證據規則。之后,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復等形式對相關民事證據問題予以明確,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未經對方當事人同意私自錄音取得的資料能否作為證據使用問題的批復》(法復〔1995〕2號);同時,我國民事訴訟法學專家、學者及律師等法律專業人士,對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及規則的研究也日益深入。最高人民法院在總結以往的司法實踐,特別是相關司法解釋適用過程中的經驗,在2001年12月公布了《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簡稱《證據規定》),對證據制度進行了系統全面的整理,是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跨越式發展的標志。為了適應新的司法需要,2012年8月31日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修訂,對有關問題進行了完善,使民事訴訟證據制度更加完善,這次修訂在證據方面的主要亮點是:證據種類與范圍的科學化、拖延舉證的罰則、證人出庭費用負擔的明確化等。但實踐操作中,證據制度尚有一些問題需要進一步研究解決。

二、審判實踐中證據制度適用的突出問題

1.缺乏當事人與法官便捷有效的溝通渠道。當前,廣大基層法院的法官在對與當事人溝通渠道不夠順暢。一方面,在案多人少、部分法官能力能力短時間內難以提高的客觀情況下,法官沒有足夠的精力、能力和當事人溝通,不能有效指導當事人舉證。在原告起訴時,法官除了做簡單的訴訟風險告知,就是流于形式發放舉證通知書,缺乏有效溝通。另一方面,職業紀律不允許法官私自會見當事人,事實上,當事人往往通過各種關系或送禮等途徑與法官進行不正常的溝通。一般情況下,法官為了避免當事人的誤會,在與當事人溝通上不主動,甚至出現抵觸情緒。

2.舉證時限的確定過于機械。《證據規定》規定法院根據案件情況指定不少于30日的舉證期限,同時舉證期限也可以由當事人協商,經法院認可。而實踐中各地法院在舉證通知書中統一指定30日的舉證期限,沒有根據案件情況確定不同的舉證期限,而且舉證通知中也沒有告之當事人有協商舉證期限的權利,導致實踐中很少有案件的舉證期限是當事人協商法院認可的,而是法院不論案件情況統一適用指定的日期。另外,還有的當事人為了惡意拖延訴訟,變相請求法院給予舉證時限,法院有時為了查清主要事實,不得不予以準許。

3.對偽證與證人拒絕作證行為制裁乏力。由于當事人與案件審判結果有直接利害關系,他們為了自己不致于在訴訟中因舉證不能而敗訴,往往會采取種種手段,如隱藏、毀滅有效證據,指使、賄買、脅迫他人作偽證等,偽造毀滅證據。偽證不僅擾亂了舉證制度,妨礙了訴訟程序,而且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影響了審判質量。在司法實踐中,由于對偽證和無主觀故意的假證沒有明確的區分標準,對偽證制裁不力,難以有效遏制偽證的產生。另外,由于證人文化素質低、法律意識淡薄以及怕遭受打擊報復等因素的影響而拒絕作證的現象相當普遍,證人出庭作證難一直是困擾審判工作的一大難題。由于法律對無正當理由拒絕出庭作證的證人沒有處罰性規定,使得人民法院對證人拒證的行為缺乏足夠的手段。

4.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在適用中過于僵化。民事證據規定對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和形式及具體程序作了詳盡的規定,總的要求適應中立審判的需要,強化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規范和弱化法院調查取證的職權。甚至有些法院在審判方式改革中將“強化當事人舉證責任”這一改革措施推向極端,強調不論什么案件,不分何種情況,一律由當事人限期舉證,否則即視為舉證不能,由當事人承擔敗訴的后果。在當前我國的法制大環境下,社會整體及公民個體的法律意識欠缺,在訴訟中調查難取證難,仍然是影響訴訟進程的突出問題,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意識及能力有限,有些證據雖不屬于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的范圍,但這些證據直接關系到案件主要事實的認定,法官不宜在證據明顯欠缺的情況下裁判,以當事人舉證不足令其承擔不利后果。

三、完善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幾點建議

1.加強法官與當事人的有效溝通。首先,應當充分行使法官釋明權。法官釋明權是指在當事人的主張不明確、有瑕疵,或者當事人誤以為自己提出的證據充分時,法官有義務依據職權讓當事人把不明確或有瑕疵的主張予以澄清,并告知其不補強證據的相應法律后果。法官應當在什么范圍內對當事人進行釋明,既有利于當事人對認定基本事實的證據進行補強,又不破壞訴訟平衡是規范法官釋明權的核心。筆者認為,釋明的具體范圍應由法官自由裁量,但應受證據規則的規制。為便于操作,應當明確法官必須釋明的范圍:(1)有關舉證責任的分配問題,應當明確告知各方當事人各自的舉證責任。實踐中,大部分法院以向當事人提供《舉證責任通知書》來代替法官釋明權,顯然不妥。(2)不利推定。當事人因利益驅使,可能故意隱瞞重要事實或不配合訴訟,為體現對這種行為的懲罰性,法律往往規定了對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但當事人對不作為的后果缺乏認識或認識不足,心存僥幸。故法官在作出不利的推定時,應給予當事人充分的考慮機會,以確定不作為是其真實意思表示。(2)(3)重要的訴訟權利。在沒有律師代理的情況下,有些當事人權利意識比較淡薄,受教育水平較低,對法律賦予的訴訟權利不甚了解,如在何種情況下可以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等不了解。同時,法院行使釋明權應貫穿于訴訟活動的全過程,并延伸到訴前證據保全和判后釋疑等過程中。再者,構建法官與當事人的有效溝通平臺。充分發揮律師的緩沖作用。筆者總結切身做法,建議庭審前后在當事人參與下,由承辦法官和律師,對證據的搜集、分析和認定進行溝通,這樣既有利于案件的審理,又可以讓當事人對我們裁判案件所依據的證據有基本的認識,防止當事人因“司法神秘”而懷疑法院的公正和司法的權威。但在沒有律師代理人的情況下,法官是否能夠根據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相信其主張,當事人是無從得知的。因此,法官應當與雙方當事人就事實和法律問題進行充分的信息交流,使當事人與法官就裁判所依據的重要事實形成共識,當事人據此才能充分地主張舉證,并防止來自法院的突襲裁判,使審判獲得當事人的理解與接納而具有正當性(3)。特別是在法律沒有規定或規定不明確時,應該把法官依據自由裁量權裁判的理由告知當事人,增強當事人對判決的信任感,減少不必要的上訴纏訴。

2.完善舉證期限確定制度。2012年修正的《民事訴訟法》亮點之一,就是在第65條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當事人逾期提供證據的,人民法院應當責令其說明理由;拒不說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根據不同情形可以不予采納該證據,或者采納該證據但予以訓誡、罰款”,標志著《證據規定》第34條有關證據失權的適用更加嚴格,而不是對《證據規定》第34條的否定。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在舉證期限的確定上,主要是兩大類即當事人協商確定和法院指定。實踐操作中,舉證期限的確定以法院指定為絕大多數,當事人協商確定在操作上遇到各種主客觀“障礙”而幾乎很少由法院主動適用。分析原因,主要是舉證期限的司法意義沒有被廣大農村地區基層法院受理民事案件的當事人所理解和支持,主觀上“重實體輕程序”的觀念依然嚴重,客觀上證據意識和舉證能力的欠缺,導致當事人無法對舉證期限進行控制。因此,《民事訴訟法》第65條規定的罰則很少適用,主要是法官綜合考慮了目前的司法環境的無奈之舉,導致部分案件久拖不決。另外,有限的司法資源,可能迫使法官在向被告送達訴狀時,不分情況一律指定30日的舉證期。但這種做法導致相對簡單的案件,不能及時得到解決,與新時期便民訴訟制度的要求不符。筆者建議,可通過立法或司法解釋明確“當事人協商優先、法院指定為主”的舉證期限確定原則,慎重確定舉證期限,嚴格控制延長舉證期限。這樣既尊重當事人的訴權,達到便民訴訟的目的;同時也嚴肅了舉證期限制度,防止惡意拖延訴訟。

3.明確被告缺席及自認推定規則。目前,在離婚案件、民間借貸案件的被告缺席率很高。司法實踐中,在被告缺席裁判時,法律文書常的表述“被告拒不到庭,視為對自己訴訟權利的放棄,不影響本院在查清事實的基礎上依法裁判”。顯然,法律并未明確規定被告缺席是對實體權利的放棄,因此并未免除原告的舉證責任。多數法院一般根據原告陳述和其他相關證據,按被告“放棄實體權利”來對事實進行認定。實際上,這種做法在證據制度上屬于一種被告自認的推定。被告在收到法院送達的訴狀、應訴通知書、舉證通知書、開庭傳票后,拒不到庭,也不提交書面答辯意見,是對訴訟的妨礙,應進行必要的制度制裁。除法律明確規定適用拘傳被告到庭的案件外,事實上目前法院適用拘傳的情形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約。筆者建議,除公告送達訴狀等法律文書的情況外,如果被告在收到原告訴狀后至法庭辯論終結前,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也不提交書面答辯意見的,可以對向被告送達的訴狀中原告陳述的事實予以認定,即為被告的自認推定。因此,法院在向被告送達訴狀時,最好將原告提交的證據材料附后,沒有向被告有效送達的證據材料不得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除非原告提供的證據在被告缺席的情況下足以認定案件事實。該制度的確立,將對被告惡意逃避訴訟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4.完善證人作證制度。首先,解決證人作證難、出庭難問題。證人由于了解案件的真實情況,因而都有出庭作證的義務,但除親戚、朋友等愿意出庭外,其他人往往怕得罪人而不敢或不愿出庭。根據《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確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經人民法院許可,可以提交書面證言。但在“確有正當理由”不能出庭的證人范圍的界定上很難操作。法律對拒不出庭、拒不作證的證人也沒有制裁措施。值得欣慰的是,2012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第74條,明確了證人為出庭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必要費用以及誤工損失,由敗訴一方當事人負擔,從經濟補償的角度對證人出庭作證的權利予以保護,具有重要實際意義。筆者認為,中國是個人情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村地區更是熟人社會,很多證人即使能夠獲得經濟補償,但仍然不愿意出庭作證。對此,從物質層面可以適用獎勵制度,即除了費用支出外,還應當予以適當的物質獎勵。另外,對出庭作證的證人予以精神獎勵,形成一種作證光榮的輿論氛圍。對拒不到庭或到庭拒不作證者,結合我國的國情,在證據制度法中,可以規定人民法院對于必須到庭且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證人,可以傳票方式傳喚其到庭,經人民法院兩次合法傳喚,證人無正當理由而拒絕出庭作證的,可以采用拘傳,并以妨礙民事訴訟的行為對其施以罰款、拘留的強制措施。通過建立責任追究制度,使證人作證既有自身的心理壓力,又有外來的強制力,這樣可以確保證人按時到庭,依法履行其應盡的法律義務,解決“證人出庭作證難”的難題,使民事審判活動得以順利進行。其次,解決作偽證的問題。證人到庭作偽證的,應由其以妨礙訴訟,進行拘留、罰款,同時規定證人出庭作證的責任追究制度。對證人的證言真偽不明時,特別是證人和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的情況下,不宜單純依據多人證言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依據。

5.發揮詢問筆錄在證據保全中的重要作用。當事人客觀取證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法院應充分發揮司法能動性。按照證據規則,當事人自認是認定案件事實的最有利證據,但往往當事人在有所防備時可能對自己不利的事情避而不答,有的當事人甚至撒謊。所以法院應在第一時間接觸當事人時,盡可能的掌握當事人的第一手資料,及時地制作詢問筆錄,對有關證據進行保全。當然,法院制作詢問筆錄不限于針對當事人,對證人也應當同樣適用。鑒于法院制作的詢問筆錄具有特殊性,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四點予以規范操作:(1)詢問筆錄不能由案件的承辦法官參與制作,以防止法官在開庭前對案件產生認識上的先入為主。(2)臨時人員的工作關系不夠穩定,相應的約束機制不到位,其在制作詢問筆錄時,容易受不良因素影響,可能會產生不實記錄而影響司法辦案。因此,詢問筆錄必須由在編干警參與制作并簽名確認,且應當注明“詢問人”、“記錄人”。(3)詢問筆錄的制作前,工作人員應當行使釋明權。在相關人員回答或主動向法院反映有關問題時,詢問人員一定要告知其相關的權利義務,在相關人員作出相關答復時,如果該答復直接影響到案件事實的認定,工作人員應當行使釋明權,告知其所作表述將可能產生什么樣的法律后果。比如,一起離婚案件中,法院工作人員在向被告送達民事起訴狀時,對被告作了詢問筆錄,筆錄記錄了被告同意離婚的內容,但工作人員沒有釋明,這樣的表述可能將導致離婚。事實上,有時被告是出于一時的機動,可能沒有考慮到自己的話會導致法院準許原被告離婚。(4)詢問筆錄不能代替證人證言。實踐操作中,不宜擴大詢問筆錄在代替證人出庭時的范圍,否則,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在詢問筆錄和到庭當事人的證言相互矛盾時,不能直接依據詢問筆錄中證人的證言定案。

6.適當放寬法院調查取證的標準。針對目前廣大農村地區當事人證據意識欠缺、證明能力不強的實際情況,基層法院應當向當事人闡明舉證的要求及法律后果,適當放松對“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標準要求,多深入涉案的社區、群眾中調查,積極爭取轄區村干部、鄉鎮負責人、人大代表的配合,協同化解矛盾糾紛。

四、結語

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的構建不可能一勞永逸,需要在不斷總結審判經驗的過程中予以完善。民事訴訟證據制度總是與一定的社會環境、客觀條件,如生產力水平、科學技術、法制環境等相聯系,證據制度只有適應特定時期的社會發展需要,才能得以實現,并為社會所接受。如果證據制度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不僅不利于司法正義的確立,反而會產生負面的影響,使公眾對司法正義失去信心。同時,再好的證據制度,也是通過法官的司法活動去落實,因此,提高法官駕馭庭審及認證的能力,強化庭審功能,才能提供便民高效的司法服務,以確保司法公正目標的實現。

 

注釋:

(1) 龍際:《淺談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存在的問題和缺陷》,載《山西科技》2006年第6期。

(2) 黃睿:《我國釋明權制度至規范與完善》,載《經濟與社會發展》2005年第11期。

(3) 熊躍敏:《民事訴訟中法院的釋明:法理、規則與判例》,載《比較民事訴訟法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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